我的老師——羅家倫校長

  • 發布時間:2021-08-16 13:54
  • 作者:孔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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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師——羅家倫校長

薛人仰

羅先生不但把大學部很完整地西遷,連附屬的實驗學校也由于他的堅毅意志而獲得保全。1937815日,日寇飛機掃射中大,實驗學校大門受創。26日晚,敵機再度來襲,大學部和實驗學校校舍都被轟炸。第二天一早,羅先生就到學校來看,他站在炸彈坑旁當著實校的教職員們說:“寇能覆之,我必能興之。”

實驗學校西遷之計,就根據他這句話而決定下來。以當時情境而言,一所中學而能遷地上課,確實不易。那時我已在實校服務,學生之中家住沿海各省愿意跟著學校走的還有一百多人,于是我們留校的十來個教職員,一面將圖書儀器裝箱也托大學部所包的江輪經運重慶,一面帶著中學部的留校學生先到安徽屯溪,借邵家祠堂上課,1010日舉行開學典禮,羅先生特地趕來主持,雖然只是匆匆地講一次話,對正處在流離徬徨情況中的師生們卻是一服無比的興奮劑。后來戰事逆轉,屯溪吃緊,我們這批師生又取道南昌,小住長沙,而輾轉遷到貴陽。

在這段艱難的旅途中,交通是處處都危險萬狀,生活也時時有斷炊之虞,全靠羅先生全力支援,我們這批師生得以在1938年冬安抵貴陽。這時羅先生又將實校托由大學包船所運的圖書儀器,轉到貴陽,使中大實校復校,并且成為當地公私立中等學校中設備最充實的一校。這是羅先生說到做到、堅強毅力的表現,也是最值得我們敬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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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與戰火中的孤兒

當丁家橋中大附小教學走上正軌之時(1947年左右),姚正典老師考取了中央大學,離別了與他朝夕相處的周校長、陳老師和盛老師。不久,南京市學潮大起,反饑餓、反內戰運動如火如茶,姚正典成了中央大學學潮運動的一位積極分子,并加入了地下黨。工作間隙他還經常回丁家橋附小,向周校長及陳、盛兩位老師傳播新的思想和黨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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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征老師的師生情與品德

陳嘉寧

在為人的品德上,陳德征老師也是言傳身教。她一身正氣,經常對學生說:“在重慶沙坪壩附小時,日寇經常空襲,要躲警報鉆防空洞,達官貴人都是帶著金銀首飾財寶,而我每次都是搶著幾本相冊,里面都是歷屆學生畢業時送給我的照片,這是我最珍貴的財富,比金銀首飾更寶貴。”凡是畢業班的同學都要贈送她相片,背后要簽上姓名。她在沒事的時候都要把這些相片翻出來看看,她把這些學生都深深地記在自己的腦海里,默默地為他們祝福。學生總是老師的話題,當陳德征老師在念叨王秉道時,盛振偉老師就講王秉侖;陳老師講柏斯民時,盛老師就講柏斯儀;陳老師講韓品崢時,盛老師不忘韓品嶸。多好的學生,又是多么好的老師,更是令人美慕的師生情。

陳德征老師一生儉樸,她微薄的工資,大部分用于費助窮親戚的子女上學讀書。在她贊助的這些家庭中前后有七人走上了教育崗位,傳承她的事業,做清貧的教師。抗美援朝運動,激發了她的愛國熱忱,她關注著戰局的變化,擔憂著祖國的安危。她雖然心中無限牽掛,仍流著淚把自己唯一的、只有十五歲的親侄子送到軍事干校,奔赴抗美援朝的戰場。接著,她又毅然決然地把自己二十余年積攢的養老金(過去老師都是聘用制,沒有退休制)三十多枚金戒指全部捐獻出來購買飛機,支援抗美援朝,她把一個中國人能做到的全部獻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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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無眠之夜

——憶在“附小”迎來日本鬼子無條件投降

周廣心

19446月底從“附小”畢業,考入中大附中沙校,但因家父在“附小”任職,我家仍住在“附小”內。

暑假是我最喜歡的假期,天氣熱,假期長,可以和小朋友四處走走,到嘉陵江畔看石門,

到歌樂山下小溪里捉魚蝦,晚上則和住校老師在操場上乘涼,說說笑笑,十分安逸。

1945年暑假,在晚上乘涼的時候,大家心情都比往年好,話題也往往集中在抗日戰爭的形勢上。那時萬惡的軸心國意大利、納粹德國已先后戰敗,美國在日本本土的廣島、長崎扔下了原子彈,蘇聯紅軍出兵在東北打敗了日本關東軍。大家都盼望打了八年的抗日戰爭能早日取得勝利,回到老家去。在重慶,逃難而來的人們都認為重慶雖定為陪都只是暫時立足之地,而本地人也把這些人叫作“下江人”。

有一個暑假之夜令我終生難忘,那是1945815日晚上,太陽落山了,半個月亮爬上來,天上星很密大家照例圍坐在操場上乘涼談笑。突然,有幾個中央大學的學生快快步跑了過來,大聲叫道: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頓時,大家都沉寂了,愣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過了一會才一再追問:“你講什么?”那幾個大學生興奮地講:“我們剛剛聽到廣播,日本鬼子無條件投投降了!”說完,他們朝沙坪壩正街方向跑去。我和嘉寧弟也跟著他們一起跑。

到了沙坪壩正街,已是萬人空巷、人山人海,居民和附近幾個大學的師生都涌了過來。積攢了幾年的國仇家恨一下子噴吐出來,大家都有一種濃重的“壯士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勝利之感。人們有的提著燈籠,有的打著火把,大多數人則隨著人流擁擠向前并齊聲歡呼。鑼聲、鼓聲響個不停,一串串的鞭炮相繼燃放,閃光、聲響、硝煙刺激得游行的群眾更加興奮。

當時,大家一致的手勢是向上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成“V”狀,象征勝利,大家共同的口號是:“日本投降了!”“我們勝利了!”沙坪壩正街不長,長龍樣的人群往返地流動著,嘶啞地叫喊著,盡情地敲打著。

夜深了,我們才從正街跑回“附小”,大人們仍在操場上興奮地談論,憧憬“輕舟過重山,結伴好還鄉”的愿景,巨大的歡樂讓大家徹夜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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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屆校友給全體同學的一封信

同學,您好!

20年,我們離別南大附小已經50周年了。

我們這輩人,生活在在動蕩劇變的時代,經歷了無數的磨難和錘練。回首往事,有些擦肩而過,有些一笑了之,有些則不愿回顧,唯有那份坦誠真摯的友情永遠不能忘懷!

您還記得與忠實的小伙伴一起在在附小的快樂生活嗎?

在勞動課上挖到銀元時,我們一同把它獻給南京市政府,受到市長熱情的接待,他夸我們是新中國的好少年。

南大附小的童聲合唱團里,你我經常外出參加演出和比賽。當年南京人民廣播電臺少兒節目的開始曲——《少年兒童隊隊歌》就是由我們灌錄的。

為宣傳抗美援朝,我們編排了《到前線去》的獨幕劇,孫文景扮演思想落后的媽媽,徐本力扮演上前線的青年,徐邦慶扮妹妹......

由孫文景提供素材,我們共同改編了“小志愿軍孤身赴朝英勇打擊美國鬼子”的故事,參加南京市少年兒童講故事比賽,獲得了第一名。

為幫助潘興同學擺脫“小流氓”組織,我們開了一次主題隊會,一個個發自童心的肺腑之言,感動得全班同學痛哭流涕......

好斗嘴、賭氣的男女生小伙伴,在史景璋家的陽臺上,各自自我檢討,握手言和......

太平門外鐘山腳下,我們開展了“抓特務”的大隊活動......

雨花臺烈士陵前聽老師講惲代英等英烈的革命故事......

班主任吳馨先生像慈父一樣始終關懷著我們的成長......

人總是生活在回憶和希望之中,進入老年的人們更加珍惜對美好經歷的回憶。人生難得!相聚難得!真誠的友情更難得!!我們期盼著在離別50年之后,當年的快樂小伙伴,能再聚

一堂,一起回顧那份遙遠,卻無比親切難忘的美好同憶!

留在南京的同學商定,我們做東,邀約您于200188日至89日來南京,參加離別附小50周年紀念聚會。

留南京的附小同學:史景璋 倪寓南 李春馨 范玉紅

                  周大文 陳勵先 沈定康 馬中男

                  張思源 盧欽民 李寶林 陳明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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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子參軍成為當年南京的“紅色母親”

徐本立

南京解放不久,大約5051年前后,為了加強解放軍的軍隊建設,中央決定動員些青年參加軍事干部學校,以培養一批有知識的軍隊干部。南京市政府、媒體和社會各方面都對此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動員青年積極報名參加軍干校。我的大哥正好符合年齡,首先向家里提出想去報考軍干校,我母親開始想不開,堅決反對,當時包括我在內,全家積極做母親的工作。在母親猶豫不決時,有一天我對母親說:“如果南京市的每個母親都像你這樣,那誰去參加軍干校呢?”這句話對母親最后的決策影響極大。經過全家的再三說服,媽媽終于同意了。我大哥也順利地報名參加了第一批軍干校。當時《新華日報》記者得知這一典型事例后,專門到我們家來進行了采訪,并在《新華日報》上報道了我母親如何轉變思想同意我大哥參加軍干校的事跡。之后,許多單位都來請我母親去做報告,一時間,我母親成了南京市有名的“紅色母親"。因為在報道中,特別提到了我如何說了那句至關重要的話面促使母親轉變態度,所以我也在《新華日報》上不大不小地露了一次臉,沾了點小光。第二年,我二哥也順利地參加了第二批軍干校。從此,我們家成了當時頗為受人尊重的“光榮軍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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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爭取入黨未果

徐本立

我們這個“紅色家庭”多年來一直對黨忠心耿耿,在各方面都嚴格要求自己,并且都把“爭取入黨”作為每個人在政治上的奮斗目標。雖然在爭取入黨的道路上困難重重,但我父親、大哥和二哥最終都成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員。在附小任教時,母親在業務上不斷進取,在政治上高標準要求自己,長期把爭取入黨作為自己政治!上的奮斗目標。后來母親調到父親單位,也一直沒有放棄追求。說實在的,母親在上海期間,各方面的表現都是無可非議、非常出眾的,是基本符合一個共產黨員的條件的。但她最終還是未能如愿,帶著這一終生遺憾,離開了人世,其實原因很簡單,據說我的姑父與人民公敵蔣介石有著親戚關系而且又是國民黨軍界的大官,我們一家在文革期間都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也正因為如此,我和我姐姐很早就放棄了我們多年的政治追求,決定從此不再提出人黨申請,也不參加任何黨派,決心做一個無黨無派人士。直到 1992年,我在我院民盟支部年多的“攻關”下,才決定為自己選接工個“政治保護會”,終于成為中國民主同盟的一名成員,同年因此而當上物市政協常委,至今仍兼任上海市民盟高教委員副主任,并代表上海市民盟參加了去年在京舉行的第九屆民盟中央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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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的回憶

盛禮賢

四七年秋我五歲,進了一年級。一年級的啟蒙老師是游爾玉老師,她的一個侄子和我一樣大,還有一個沈祥君同學,我們幾個因年齡小、個子矮,總坐在教室的第一、二排。教室是在現學校西邊斯霞紀念館的樓中,那是為紀念美國教育家杜威先生來校建的,當時命名為“杜威樓”。那座樓共四個教室,一年級兩個班在一樓,二年級兩個班在二樓。記得國語課一開始學的是:“來,來 ,來,來上學;去,去,去,去游戲。”算術學的是加減法,并沒有學過注音字母,更不用說學漢語拼音,字是繁體字。教學要求與現在不能比,內容簡單,要求也低。到了二年級是斯霞老師教我們,大約那時斯老師還未總結出“意心母愛”的教育理論,也未采用“集中識字”的方法。在我們讀二年級時,正值國民黨反動派在“淮海戰役”中失敗,當時學校西邊的偽測量局、偽農林部的汽車車庫里住滿了國民黨的傷病員。這些殘兵敗將對人民群眾頤指氣使,我親眼看見一個傷兵毆打三輪車夫被千夫指。解放前夕,我們經常看到中央大學學生上街游行,他們群情激憤,高呼口號,年幼的我們并不知道群眾游行是怎么回事,感興趣的是他們手中三角形的紅綠色小旗。中大游行學生散場后,常從附小門口過,他們會把手中的小旗送給我們這些小蘿卜頭,得到旗的小朋友歡呼雀躍,拿著旗四處奔跑。直到我們長大后,才知道這是共產黨地下黨領導的革會群眾開辟的反蔣斗爭第二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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